谈改革

政府说的是对的,在执政一百天表现出成功是很难的。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大多数问题,如果能在几个月之内解决是无法实现的。经济需要时间来应对政策变化。即使在教育和卫生等社会部门,鉴于我们所讨论的是存在根深蒂固问题的大型系统,100天的时间太少,不足以显示任何变化。

但是,政府认为,变革的方向可以从新政府的政策举措来衡量。这就是几天前在伊斯兰堡、开伯尔-普赫图赫瓦和旁遮普举行的庆祝活动。

我们如何从政策中判断方向的正确性?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让我举一个教育的例子来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。

政府支持的教育最终目标是:(a) 为所有5至16岁的儿童提供教育,(b) 为所有儿童提供优质教育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儿童都在学校吗?他们是否在学习他们应该学习的东西?我们必须根据这些既定的最终目标来判断所有政策。

如果父母不能或不愿意送孩子上学,我们会把他们关进监狱吗?

旁遮普省政府在教育领域所宣布的一些法律和政策倡议如下,他们打算在教育方面引进三项新法律:逃学法案将父母不送子女上学定为民事/刑事罪行,将制定管理私营部门的立法,并将为引进教师认证和/或认证制定单独的立法。

从制定这些法律(所谓改革方向)的意图来看,我们如何判断这些改革是有助于还是阻碍实现总目标?一个明显的问题是,我们不知道这些法案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。有大量的法律没有得到有效实施。

但是,即使我们撇开执行问题不谈,我们又如何解决这些法案能否达致整体教育政策的目标呢?

一种方法是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。甚至在我们将关于受教育权的第25条A插入我国《宪法》中的基本权利一节之前,我们就已经有了一项有关小学入学和就学的法案。没有证据表明该法令得到了执行,或者如果得到执行,那么它对入学或上学有任何影响。即使将第25A条纳入该国《宪法》的基本权利一节,似乎也没有对入学率或出勤率产生任何影响。我们为何会认为新法案有影响呢?

所有这一切都与将家长的不送入学/或出勤定为犯罪与事实分开,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儿童不上学有多方面的原因。这可能与学校的提供环境、学校的教育质量、设施、安全等有关。将不上学定为刑事罪如何解决上述任何因素?在其他许多与供应、质量、成本和便利有关的问题仍未解决的情况下,这样做是否公平?

私营部门的监管也有问题。看看即使对最高法院来说,要想出任何合理的规定是多么困难。在国家机构软弱、无能和相当腐败的情况下,我们试图在其他领域对私营部门进行管制的经验也不是很积极。即使是像佩姆拉、尼普拉、奥格拉、证交会和巴基斯坦竞争委员会这样的大型专业监管机构,也对各自的领域进行了混乱的处理。试图对数量大得多、但分散程度更高的私立教育机构进行监管的经验,是否会有更好的效果?这对实现全民优质教育有帮助还是有障碍?

教师资格证书的经验也来自其他国家。该领域没有可靠的资质审核,即对教师进行认证要求,即使执行得很好,也会对教师的质量和教学质量产生明确和积极的影响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政府是否真的应该把精力用在这些法律上,并努力加以实施呢?所有这些都不容易实现。如果父母不能或不愿意送孩子上学,我们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吗?我们准备好这样做了吗?巴基斯坦有数十万所私立学校。我们有必要的资金来有效地管理它们吗?或者,这项立法最终会助长腐败?仅旁遮普就有100多万名教师。如果他们没有获得证书,我们是否愿意对他们进行认证,或使他们放弃教学?

当这些法案所带来的收益不明朗时,我们如何判断政策的方向是否正确呢?法律的真理也是政策的真理。仅仅从政策公告来判断政策的有效性并不容易。

对政府来说,最好的做法是,从政策/或执法到结果,然后从结果到政策变化,都有强有力的反馈回路。如果一项政策通过结果的改变显示出承诺,我们就会了解它。如果没有,则反馈循环允许我们按照所需的方向修改策略。但这只有在适当的数据收集和政策反馈循环到位的情况下才能实现。判断“方向”的概念似乎是空洞的。

本文作者是拉合尔林姆斯市发展与经济替代研究所(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Options)的高级研究员,同时也是经济学副教授。

文章选自《黎明报》

责任编辑: 孟梓雨